医界要闻人民法院报

发布时间:2019-03-29   来源:未知 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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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,国内医患矛盾日益尖锐化,恶性事件屡有发生。年初,哈尔滨医大一院爆发“杀医案”,酿成一死三伤惨剧;竟有不少网民感到高兴,举国震惊

  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施行十年,医患冲突愈演愈烈,数十名医务人员被患者杀害,每年遭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超过1万人。2008年,全国医疗纠纷达百万起,并以100%的惊人速度增长。暴力阴影下,医生人人自危。同期,医疗事故诉讼数量,也迭攀新高

  问题严重,现状堪忧,回顾民国医界往事,审视斯时医患纠纷处理轨迹,陈年旧案,其中经验教训,或许不乏参考价值

  镜头拉到1926年3月,梁启超入住创办不到五年的协和医院。医生诊断肾脏生瘤。家人询问:“不一定是癌吧?”主治医生回答曰:“不一定不是癌。”再问:“怎么治?”再答:“全部割除。”术后,解剖此肾,果见一大如樱桃的黑点,但却不是癌症。要命的是,病人尿中依然带血,且查不出病源所在,于是复诊为“无理由之出血症”。次月梁启超出院

  西医手术是否有误?舆论界掀起滔天巨浪,争讼不休。入住协和前,梁启超曾看过中医,诊断为“这病不是急症”,不就是尿里有血吗,“任其流血二三十年,亦无所不可”。文人陈西滢,为梁启超打抱不平:“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,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。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……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……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,声明他做的是试验。这样,不愿做试验品的,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。”

  高足徐志摩,为老师心痛不已。发表《我们病了怎么办》一文,呼吁:“假如有理可说的话,我们为协和计,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,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,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,我们即不敢要求,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。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!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:我们病了怎么办?”

  正值舆论界口诛笔伐西医误人之际,身为西医科学的坚定支持者,梁启超坦坦荡荡,丝毫不因个人遭际而动摇。明确表示不求协和医院任何赔偿,不要任何道歉,绝不支持徐志摩等人诉上法庭的打算。他抱病发表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,公开为其辩护。“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,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。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,虽然诊查的结果,不如医生所预期,也许不过偶然例外。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,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‘阴阳五行’的瞎猜,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。我盼望社会上,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,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,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——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。”

  多年后,梁思成因病住进协和医院,辗转得知真相。当年,值班护士用碘标错手术位置,医生一时不察,未仔细核对手术台边Х光片,导致切除健康右肾。术后立刻发现失误,院方考虑“协和的名声攸关”,这一重大医疗事故,当作“最高机密”封藏。事故责任人调离医院了事

  医史学家程之范指出:“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,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,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,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,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,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。”

  术后两年,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,最后病逝于此。一代人师撒手人寰,享年56岁。梁先生留下遗嘱:“以其尸身剖验,务求病原之所在,以供医学界之参考。”高风亮节,可见一斑

  民国年间,医界中医、西医乃至外籍医师,无所不有。举目所望,江湖游医横行,庸医大行其道,病人叫苦不迭。彼时,患者对医师之信任,一路走低

  医界有识之士痛心疾首,1935年,王惠民在《医药评论》上痛陈:“乃今世风日下,贤愚不齐,一般无耻之江湖医生,并无正式之经验学识,以谋利为目的,而视人命若弁毛者,不可胜数。故社会中庸医害人之事,时有所闻,因此社会对于新医遂减低其信仰,而吾新医界所受之损失,虽万金难赎,此则深可浩叹者也。”

  医患冲突首当其冲,无日无之。仅1934年,全国范围有影响的医事诉讼案件,就有二十余件,其中南京中央医院沈克非医师、上海中德产科医院俞松筠医师、合肥基督医院郑信坚医师、江苏俄籍医师亚兴斯克等被控案,可谓轰动一时

  民国时期,卫生部直接管辖的南京中央医院规模最大、设备最为完善,部长兼任院长。但这家国内条件最好的医院,医疗事故不断。《医界春秋》、《光华医药杂志》、《中医科学》等一干中医媒体,趁机谴责西医师不负责任,视人命如草芥,要求立即改组

  病家起诉不良庸医,无可厚非。但细究案情,民国医讼案件中,大多以医师无罪而告终。1934年21例医疗诉讼,医生大半胜诉。1935到1949年,医生被法院判刑不过区区五例,不起诉六例,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为九例。换言之,大量医讼案件实际上是对医家无理控告

  《申报》评论一针见血:“近年来医病纠纷,耳闻目睹,不知凡几。而大半是不合逻辑的,持权欺人者有之,无理取闹者有之,借端敲诈者亦有之。”

  民国著名医生余云岫,呼吁同行:“诸君请起来看看!医事纠纷的事情,月必数起,有的是病家和医家作对,有的是流氓和医家作对,有的是官吏和医家作对,有的是医家和医家作对,在暗中挑拨主持。统计起来,起码有一半以上是无理取闹的。”

  谁人不知,医家最怕讼案。一遇官司,轻则影响声誉,重则锒铛入狱。首先,讼案旷日持久,医家穷于应付,严重影响业务。加之,民国《刑诉法》难谓健全,地方官厅接到病家控状之后,常以侦查为名随意逮捕监禁医生,妨害医家人身自由。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,不分青红皂白,捕风捉影,最喜以“庸医杀人”标题夺人耳目,大肆报道医讼案

  无辜医师即使最终胜诉,但庸医杀人之舆论早已甚嚣尘上,声誉、业务遭受重大损失,难以挽回。不谙法律的医者,任人播弄,饮恨难伸

  医事纠纷中,多见医生并无过失,但病人不治,家属误会为医生失职。国人不明医疗真相,以为医师均有愈病之责,不懂医师只负医疗之责,却不能承担愈病的重责大任。总以为医治无效,必是未遇名医,药不对症。平心而论,奢望医生有病必愈,绝无可能

  此类案例,不胜枚举。如1929年,刘某抱患急诊的幼子,前往湖南湘雅医院就诊。医师梁鸿训认为热度太高,用安替匹林三格兰姆(三克)、柠檬糖浆二十瓦(毫升)和水医治,患儿当晚毙命。家属认为药量与病不合,不无错误,遂以梁鸿训过失杀人诉请长沙地方法院检察官侦查

  检方经函请全国医师联合会鉴定,侦查终结,以被告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二之罪提起公诉。次年,长沙地方法院判决:梁鸿训因业务上之过失,致人于死,处罚金五百元

  刘某不服,提起上诉。1934年湖南高等法院刑事庭二审判决:梁鸿训所处方剂,不能谓有业务上之过失,因而驳回上诉人求偿损害之诉,原判决撤销,谕知梁鸿训免诉

  刘某再次上诉,1935年,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判决: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四十八条、第四百十五条、第八十一条,上诉驳回,梁鸿训医师无罪

  执业医师医权得不到保障,《医药评论》惊呼:“各国的医师法规,对于医生所应享有的特殊权利,每每订得很详细精密。因为不如此医师对于职业上就在在的感觉棘手了!我国则不然,社会对于医师,既不能明了其应有之权利,而医生自身呢,也常常不知道他是应享有职业的特殊权利的。于是医权横遭略夺。甚而至于连普通的民权都被渐渐侵蚀了。现在一二年来的医病纠纷,就可以知道,病家可以非法控告,官厅可以非法逮捕,非法监禁,这不是连普通民权都被侵蚀了的证据吗?”

  法律维权,成为广大医生迫切诉求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医师联合会,召开四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,每次会议上都有医权保障相关提案

  1929年,首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上,南京医师公会提议请卫生部确立《保障医师法》,要求关于诊疗上之纠纷,宜依据实习室之观察、尸体解剖、动物试验之结果,以断定其是非曲直,不能以人情权势为转移。凡检举或告发者,诬告者反坐

  1931年,第二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,提议司法机关裁判医事纠纷,应征求当地医师公会之意见案。医师与病家之诉讼,应经所在地医师公会或法定之法医审查后,始可决定事实。1934年第三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上,上海医师公会提议成立医事仲裁机关,以处置各地医事纠纷之案件

  1933年,中华医学会设立医师业务保障委员会,致力于维护医师合法权益,在医事纠纷、医事诉讼处理上,向法院及时申明医务界的态度及观点。1935年,医师业务保障委员会出版《医讼案件汇抄》,收集医事纠纷案21例,影响深远

  医师业务保障委员建议:医讼案件宜采取专家鉴定意见;呼吁颁布保护医师法;建立医案陪审制度,医讼案件应由正式法医鉴定;重视医师伦理素质培养等等。至今尤具价值

  《中华医学杂志》屡屡发文,如“江苏省立医院院长汪元臣之讼案”,开设“医业保障”栏目,专载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医讼案件经过概要,以及业务保障委员会图谋解决医病纠纷的相关文件

  1946年至1949年间,针对司法机关随意拘提羁押涉案医师的情况,医师群体众志成城,发起轰轰烈烈的“医权保障运动”

  1947年6月,上海市医院联合会致电市参议会称:以病者天命难逃,或遇奇突变态,非人力所能挽回,遂致不治身亡。病家未先考求致死因素,一味诿诸医师之过失,诉于法院。而法院依据刑章先行羁押,再事侦查。罪嫌果属重大亦莫非过失,于法难恕,于情可原,其与一般过失杀人究有区别,据此以论,是医师触犯罪嫌似可毋庸先行羁押,至为明显。特电恳钧会,今后如遇医师因涉过失杀人嫌疑,在其罪行未经确定以前,应予交保免先羁押,以资保障而重人权

  1948年《牙科学报》刊出池方《医权保障运动》一文,他从法律角度立论,雄辩滔滔:医师因业务上关系而致人死亡或伤害者,在刑法上属于业务过失,其罪较普通过失为重。但所谓过失之解释, 在刑法第十四条为“应注意,能注意,而不注意”,惟究竟何者为“应”为“能”为“不”,自当以各种业务之学术进度及当时之实际情形以为断

  查医学在各种技术中较为繁难复杂,且吾人知识范围有限,近代医学进步,日新月异,倘一旦发生医案诉讼,则恐非司法官或法医师少数人所能正确鉴定者。为慎重罪刑及保障医事人员业务起见,本人以为苟有此类事件发生,应由公私立医学机构团体,或该业务法团,共同加以缜密之研究,然后根据其事实处断,方足以成信…

  行文至此,笔者以为,一方是悬壶济世的医者,另一方是渴望健康的患者,与其相互提防,甚至拔刀相向,何妨携手同行,共抗病魔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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